中经搜索

语言||高 玉:汉字简化思想:百年历程及其反省

2019-11-24 17:04:33

资料来源:南国学院

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

汉字简化:百年历程及其反思

高煜

[作者简介]

高煜1987年获湖北大学文学学士学位,1995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,2000年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,2003年获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站,2012年获“国务院特殊资助专家”,2017年获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。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也是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。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究。他的代表作有《中国现代与中国现代文学》、《话语视角下的文学问题研究》、《话语视角下的中国文学》、《艺术起源质疑》等。

摘要

从晚清到八十年代,中国人对汉字有许多误解。清朝末年,人们认为中国科学、教育、文化的落后和人民素质的低下,都是由汉字难、文言文不一致和汉字不能发声造成的。人们认为西方文学容易学,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,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到20世纪50年代,汉语应该继续拉丁化,拼音的新字符应该得到推广,相信汉语应该走世界和谐的道路。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,汉字在输入上遇到困难,再次受到怀疑。简体汉字是在这些语言观和汉字观的背景下产生的。虽然简体字在晚清没有出现,但20世纪50年代制定和实施的简体字大多是基于历史,专家学者也不是凭空创造了很多简体字。然而,问题是古代简体字并没有取代“普通汉字”,也没有被广泛使用。现在他们被迫废除普通角色。常见的常用字符、手里的字符、草书、楷书、断书、原字等。不符合汉字的六字原则,不能按汉字解释。事实上,它们比普通汉字更难识别和记忆,被迫成为“规则的”作为“文字思维”的汉字,汉字简化后,“文字思维”被摧毁,汉字的表意系统变得不伦不类。虽然它更容易写,但意义的区别更复杂。许多法律被摧毁了,学习起来并不比传统汉字容易。意义识别只能通过死记硬背来完成。这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的负担,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。世界上有许多社区,语言社区是一个更深更稳定的社区。这种语言的写作是传统的。社区成员必须同意其他成员的意见,共同做出改变。虽然中国大陆是华人社区的主体,但华人社区的其他成员不使用简体汉字,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裂华人社区,也是对大中华区的一种伤害。经过几千年的汉字发展,最大的问题不是笔画太多,而是汉字的变体太多,其中有些差异很大。这是学习汉字的最大负担。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一个最受欢迎和接受的字符作为标准字符,编制一个不同等级的通用字符表,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实施,效果将优于实施简化字符。历史已经开始反思简体字,并重新考虑恢复传统汉字。

关键字

繁体汉字和简体汉字的改革

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,汉字改革是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和语文改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?到目前为止,中国语言学界鲜有思考,尤其是反思。许多知识分子(包括一些语言学家)主张恢复传统汉字,但为什么呢?它的深层语言理论和文化理论是什么?也没有做彻底的思考和表达;至于如何恢复?什么情况?学术界缺乏深入的讨论和设计。有鉴于此,笔者试图对清末至今的100年间汉字简化的背景、理论、实施方法和实践效果进行回顾,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。

汉字和汉语自产生以来一直在变化。汉字起源于图画,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书再到篆书再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。在书法的意义上,还有行书和草书。一般来说,汉字的变化是一个从图形到符号,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,杂七杂八的杂草和树枝脱落,留下一些筋骨。然而,汉字的数量和书写方式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,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词和变体。汉语的变化也是双向的:一方面,书面语源于口语,口语不断简洁精炼,另一方面,文学人的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其越来越远离口语;另一方面,口语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,它自己在发展,离书面语越来越远。除了秦朝的“书法文化”,中国古代汉字的变化和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变化,是人文因素而不是行政力量的结果。因此,变化速度慢——汉字“体”的变化相对较大,但结构变化不大。在中国古代,没有人提出汉字和汉字改革的问题。然而,自清末以来,汉字和汉语的改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,最终导致了汉字和汉语的巨大变化:就汉字而言,最大的变化是简化和相关的标准化、语音方案、统一发音等。就汉语而言,语言系统经历了一个转变,即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。与此相关的语法、词汇和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清末以来,汉字和汉语转型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本身,而是语言以外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要求。自晚明开始交往以来,中西之间就一直存在冲突。然而,鸦片战争后,特别是1894-1895年的中日战争,中国的失败对中国人民的自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击,中国一方面抵制和保护自己;另一方面,它也开始反思,然后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并从中吸取教训。反射的方向和过程可以说是从表面到内部,从浅到深。起初,人们认为工具不如西方,然后政治制度不如西方,最后人们认为文化不如西方——原因是教育不发达,人民素质不高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发生了,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现代转型,产生了中国的现代社会文化。晚清的汉字和汉语改革就是在这一反思过程中发生的。当时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,中国教育不发达、人民素质低下的原因是汉字和汉字难懂(难以理解、书写和记忆),中国文言文不一致。作为一种书面语言,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和使用文言文,而大多数人是文盲,不能阅读书籍和报纸,不能用书面表达,甚至最简单的簿记也很困难。

可以说汉字复杂难学,这是清末语言学界的普遍看法。例如,张茂说,“汉字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难的汉字。”林念村说:“汉字是最艰难的...汉字,最初是象形的,是最难的。”邱晨说:“一个单词真的很难读……而且单词太多了。说到单词,总会有八到九个,从40到50不等。”沈凤楼说:“中文写作很烦人,也很难学。除非你十岁,否则你无法控制写作。”杨琼和李文智说:汉字“有相当深刻的意义,但是形式很复杂……形式很复杂,所以书不能写得很快,每天只能写几千个字。”马铁根说:“今天的六字剧本很难区分、记住、理解、理解、发音、发音和工作。这和标准的发音脚本真的不一样。”因此,人们认为需要改革。唯一不同的是态度和具体计划。

晚清出现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,即三种计划。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计划,主张废除汉字。代表是在巴黎创办《新世纪》杂志的李世曾和吴志辉。他们认为西方语言质量很高。与其学习和模仿西方语言,或将其转化为中国或中国文化,不如直接模仿西方语言,转而使用通用新语言(Universal New Language),或世界语。由于民族自尊心,这一思想在晚清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,并受到章太炎等人的谴责。然而,它在五四运动前后被广泛接受。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和组织者认为汉字最终应该废除,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钱宣彤等人都持这种观点。然而,他们也认为废除汉字很难,所以他们主张妥协,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。第二种是温和的态度和计划,以刘史培、潘继福、鲁张茂、蔡希勇、王昭、老乃萱等为代表,主张不否定汉字、汉字和文言文,而是在汉字之外创造一个简单的汉字、快速的汉字和辅音,建立一套除文言文之外由白话、方言、口语和普通话组成的书面语,即广义的口语,前者面向知识分子,后者面向公众。这种态度和计划可以说是晚清的主流态度和计划。根据倪海曙的统计,从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张茂提出的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到宣彤二年(1910年)郑东湖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,19年间诞生了28个新的汉字方案。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拼音字母、汉字拼音字母、速记符号、自制符号、数字生成词等。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实施,一些新角色的书籍出版了,但最终都成为历史。然而,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字母、电报号码、速记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第三是保守的态度和计划,提倡改造、简化或简化汉字。这是一种思维非常模糊的态度。当时,缺乏深入的讨论。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建议,但它们是本文的重点。

简体字可以说存在于古代。象征是一种简化。秦朝以后,汉字的结构基本固定。秦以后汉字的变化主要是减少或改变笔画。在古代中国,印刷主要是雕刻印刷和活字印刷。印刷术在汉字的形状上是相对标准的,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。大量的文件都是手写的,手写也很随意,尤其是对于分布范围相对较小的文件,如日记、信件、账户、收据、借据、报表等。书写更加随意,大量的其他字符、打字错误(如偏旁错误、笔画错误)、简单的钢笔字符、断体字符、草书字符、符号代替字符、同音字代替字符,甚至新造的字符都被称为“普通字符”。起初,这些角色是个人的,作者和接收者相互理解。然而,随着文献传播的扩大,这些文字逐渐流行起来,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模仿。结果,错误变得正确,其他字符变成普通字符,简化字符变成具有合法性和公开性的变体字符。这实际上是汉字的简化。

清末,陆飞魁是第一个提倡简体字的人。1909年,他在《教育杂志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“普通教育应该使用普通字符”他说:“写字的人用符号来代替单词,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。符号越简单,越容易记住,越难忘记。单词在它的位置上的使用和复杂的符号没有什么不同。......我国的文字,意为主要象形文字,字各一形,形各一声,难真实实,荣Xi颇苦。有如此多的人想读和写,以至于他们必须找到一条捷径。这种写简单字符的方法起源于其他方法。因此,简化字符与旧字符相差太远,暂时无法使用。我认为最方便和容易的是使用普通的字符。这种字符笔画简单,无法与日语相比。例如,“身体”用作“身体”,“灯”用作“灯”,“返回”用作“返回”,“一万”用作“一万”,而“蚕”用作“蚕”。它很容易学习和记忆,也很方便。......苏遇主张这一建议,认为这是有益无害的,不仅可以节省学者的大脑,而且可以增加识字的人数,即书写和雕刻文字,这更容易。”文章发表后,一些读者写信提问,陆飞魁回答说:“使用普通字符不是改善字符的正确方法。使用简单的字符并不容易,创建字母也更难。它用于普通字符,但有必要减轻传统字符的负担。此外,记者所说的,他只是采用了他已经有的东西,而不是沈骏所说的,他会要求用一种共同的风格来代替每一个词。”他认为,通用字体的使用是有其合理性的,“由于它的多种用途和大量苦涩的笔画,有些人在开始时偶尔会保存笔的字符,但不知不觉中,他们改变了模仿它们,成为了今天的通用字体。因为它容易写,容易记,而且符合人们的心理,所以非常容易通过。尽管工作令因严格禁止而暂停,但违法者仍不可避免。尤其是有许多著名作家发表了关于身体和功能的文章,所以这是众所周知的。”需要注意的是,这里卢飞魁提到的“简体字”不是简体字,而是卢张茂等人提到的切分音和快速字,而“常用字”是简体字,后来被称为“简体字”和“简化字”。陆飞魁主张用现有的、分布广泛的通用字符代替新的简体字,并非所有的字符都被简化了,这与后来的简体字大相径庭。陆飞魁用普通汉字简化汉字的思想在当时反响不大。当时,汉字改革的主流仍然是切分和简体字。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这个问题才被再次提出。

语言改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,白话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。不同于晚清的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,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周作人、李大钊等人在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时,更注重汉语。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汉字应该被废除,但同时他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的保存或废除问题放在一边,把重点放在汉语的改革上,即提倡和使用白话文,否认和废除文言文的使用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对吴志辉等人倡导的“废除汉字”和普遍的“汉字革命”作出了回应。总之,他们提倡简体字。

纵观《新青年》,钱宣彤是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第一个提出简化汉字的人,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了一篇长文,驳斥中国使用通用新语言时,他同意了。然而,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,他转而支持吴志辉放弃的“普世新语言”。《新青年》杂志刊登了《世界语与文学》、《陶鲁公世界语》、《中国未来的文本问题》、《孙张果世界语》、《世界语讨论的两个重点》、《中国改革的讨论》、《一个瑶族世界语发送者》、《一个胡田玉娥世界语》、《一个区声白世界语》、《中国、外国与世界语》、《世界语与现代思潮》等系列文章,倡导将“通用新语言”作为世界语使用。这与胡适、陈独秀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。五四时期,钱宣彤既考虑语言改革,又考虑汉字改革。他的语言改革思想是基于对汉字和汉语的反思。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后,学术界的一些人发现中国人,特别是文言文,不能准确表达西方文化。钱宣彤同意这一观点。他说:“汉字不是拼音,而是最后一种象形文字,不容易理解和书写。就单词的意思而言,意思模糊,语法极其不精确。关于它在今天学习中的应用,新事物的名称中没有什么新东西。”不同于胡适、陈独秀等人提倡废除文言文,改用白话,钱宣彤提倡废除汉语,改用世界语,或者在汉语中增加世界语:“提倡世界语而不是废除汉语有什么不好?最好从“否”中添加世界语作为主题。高中。”五四初期,钱宣彤非常激进,不仅反对文言文,而且反对白话、汉字和拼音。他说:“不用说,汉语的之字形不能融入音标。中国的词义,信胡摇摆不定,难得其真正含义,不追欧洲远,自也不能用;汉字的发音是单音,同音字的数量超过100个,这是最不适合拼音文字的。”汉语不能是拼音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更加明确:“有些人主张改变汉字的形式,即所谓的使用汉字,如罗马字符,而不是废除汉语...然而,把汉字转换成拼音是极其困难的:汉语和汉字是非常不一致的,一个也是非常困难的。语言的声音因地而异,也就是说,话语的声音也因地而异。我们坚决主张统一生产民族语言,统一使用音标。然而,我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结果,但是它可以使方言在发音和阅读上彼此不太远和接近。如果欧洲有统一的语言和发音,那就很难了。”他的解决方案是废除汉字和汉语,转而使用世界语。“我认为中国将废除汉语,使用世界语,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。”至少他应该用两条腿走路,用汉字和中文推广世界语。然而,在20世纪20年代初,作为主导语言的文言文消失了,汉语与白话的统一不可逆转。钱宣彤倡导世界语的文章是用白话写的。因此,钱宣彤对用世界语代替汉语没有信心——不仅要代替文言文,还要代替白话。尤其是在白话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并成为“新国语”后,钱宣彤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,他在语言上支持“国语罗马字”。1923年,他提议组织一个“中国和罗马文字委员会”;两年后,他说,“说到制作汉语拼音字母的工具,我现在也提倡使用罗马字母。当“汉字改革号”在《国语月刊》上发表时,我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。然而,当时,我受到健全原则的约束。我认为拼音中使用的字母应该接近发音,所以我想尝试标准音符(国际音标)。但我很快就觉得这是错误的。”另一方面,在汉字方面,有人主张汉字的转换意味着减少汉字的笔画。钱宣彤对汉字的态度可以说已经从“汉字革命”转变为“汉字改良”。

1920年,钱宣彤发表了《汉字简笔画建议书》,这是汉字诞生以来第一个系统化的汉字简笔画建议书。他说:“几天前,杜秀先生对我说:‘汉字必须用拼音代替汉字。“我现在非常赞成这个想法。然而,我认为拼音文字在黎明和黄昏之间是不能成功的。你又不是粗心和糊涂。你可以把它拼出来。......拼音字母制作完成后,恐怕要经历许多波折和无数单词才能通过。我以为我们只会说“一厢情愿”。新音标的实施仍将是十年后。这样,在过去的十年里,它仍将是一个使用汉字的时代。众所周知,汉字的声音很难辨认,形式也很难书写。随着未来社会事业的发展,会读写的人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有用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。由于我们目前仍需使用汉字,因此迫切需要解决汉字识别和书写的困难。”补救办法是减少汉字的笔画。这是一个妥协、无助和暂时的解决办法,但却是一个可行和现实的办法。钱宣彤提出的八种汉字简化方法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中采用的。

1923年,《国语月刊》发表了《汉字改革号》,收录了胡适、黎锦熙、钱宣彤、周作人、蔡元培、赵元任等人的文章。由此可见,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汉字改革已经达成共识。区别只是简化汉字和罗马汉字的方案。1935年,钱宣彤主持简化字谱的编纂和选择。在此基础上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,公布了《第一批简化字清单》,并正式实施简化字,但遭到强烈抵制。到了1936年初,教育部不得不撤销其授权,废除了第一个简化字清单,这对汉字的简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此外,钱宣彤的身体在1936年后恶化,并于1939年死亡。虽然在简体汉字的研究、倡导和实施方面有许多新人,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拉丁新汉字运动的强大声音淹没了。

1949年始,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。这年5月,黎锦

广西快3开奖结果 北京快3开奖结果 500彩票

上一篇:社区无物业管理,排污管堵塞难题归谁管?

下一篇:民生领域创新成果频出

© Copyright 2018-2019 umr145.com 柳埠资讯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